李山 水木清華丨我思故我行
李山， 清华经管学院1981级校友，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瑞士信贷集团董事、丝路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兼任清华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理事长、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和斯隆管理学院顾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顾问。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广为人知的名言。作为解析几何之父、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之一，他用这简单却深奥的一句话概括了其认识论哲学。思考必须有思考的主体，所以当我进行理性思考，就证明了我的真实存在。他的这一结论，与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性是人最根本特征的思想一脉相承。
那么，人理性思考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我不是笛卡尔那种生而知之的天才，我的知识和思考能力来自于学习。
我有幸曾在国内和国际的顶尖高等学府接受教育。清华大学教给了我科学知识和方法论。在清华经管学院众多令我尊敬的老师中，有两位对我的影响尤其深远。朱镕基院长言传身教，使我明白了学经济是为了经世济民。我出国留学时朱院长为我写下临别赠言——“博采众长，学通中外”，殷殷嘱咐我学成归国服务。另一位是院党委书记邵斌老师。他循循善诱地引导我对国家民族的思考，让我摆脱个人英雄主义的狭隘，立志成为对社会做出有益贡献的人。
麻省理工学院则教给了我最前沿的现代经济学知识和批判性思维方法。我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教授，领悟到学术研究应该同时具备原创性、批判性、重要性三大特征。因此我在写博士论文时， 将两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莫迪格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 的资本结构理论与科斯（Coase）的企业边界理论有机结合，对当时经济和管理学大师们关于企业经营范围的主流理论进行了批判。该论文成功发表在美国顶尖金融理论期刊Journal of Finance上。
MIT 毕业典礼照。左为研究生院院长，右为被称为MIT 经济系教父的Stanley Fischer 教授，未來的以色列央行行长和美联储副主席
1993年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我受邀成为华尔街最负盛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国际经济学家，负责开创公司的中国经济研究工作。同样基于批判性思考，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发表了与华尔街所有经济学家完全相反的观点， _成功预测了中国经济增长率和人民币汇率，入职一年半就被高盛破格提拔为执行董事。
这些经历使我对自己的思考能力充满信心，于是我开始思考报效祖国的具体计划，并付诸行动。
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分析，我认识到中国将成为世界上GDP最高的国家。同时由于中国人的节俭传统，中国的储蓄也将是世界上最多的。金融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中介，因此中国将需要并可能拥有世界最大的金融体系。投资银行技术则是金融业皇冠上的明珠，投行对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不亚于核武器对军事安全的重要性。因此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世界一流投行，阻止外资投行垄断中国资本市场，从而增强中国经济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决定回国建设中国自己的投资银行。刚开始许多人不理解，觉得我的计划是异想天开。后来该计划得到朱镕基总理的支持，我有幸于1998年回国服务，担任国家开发银行投资银行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几经波折，我又成为中银国际总裁，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终于打造出中国第一家国际化国有投资银行。今天，中资投行已与国际大行在中国资本市场平分秋色，初步实现了我当年的梦想。
我上清华时学的专业是经济管理数学及计算机应用技术（后改名为管理信息系统工程）。1998年我与经管学院同学莫天全共同创建了纽交所上市互联网公司搜房网，后又担任国务院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这些经历引发了我对国家网络信息安全的认真思考。当我2014年接触到芬兰诺基亚专家团队研发的“旗鱼”操作系统，立即意识到这是增强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一个绝佳机会。于是我投资了该操作系统，并开始游说国内有关部门，将这一完全独立于美国的欧洲操作系统引入中国，进行国产化改造，发展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安全可控的移动操作系统。但曲高和寡，知音难寻，数年未获尺寸之功。
后来国际形势骤变，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俄罗斯首先启动了“旗鱼”操作系统的本土化工作，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实现对美国操作系统的完全替代。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普京总统提议俄中共同研发和推广该移动操作系统。我终于有机会开始实施自己科技报国的计划，今年中秋月圆之际，在苏轼的故乡四川眉山创立了丝路移动通信技术研究院。
率团访问沙特阿拉伯，商讨成立中沙丝路基金
研究院取名“ 丝路”， 是因为我对丝绸之路历史、传说和未来的憧憬与向往。三十五年前我乘船沿长江而下，穿越夔门离川赴美， 开始了我走向世界的旅程。在众多经夔门离乡的川人中，邓小平先生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位。他曾写道： “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为他的爱国赤子之情所感动，也被他世界公民的情怀所激励。我喜欢读世界历史，很早就开始思考亚欧大陆的交流互通对中国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重要性，于是在2004 年领导中银国际成立了丝绸之路工作小组，试图建设中国通向欧洲的陆上快速通道。离开中银之后，我请后来担任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陪同拜访卡塔尔国首相，首次踏上丝路。但我人微言轻，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拜访时任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
2013年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给予了我重新开始丝路之旅的机会。我联合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者及志同道合的国际金融专家，于2015年在香港创立丝路金融公司，协助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指引我从华尔街回归祖国，又沿着“一带一路”走向世界。正是大学教会了我思考的能力。我感激学校，因此积极参与大学教育。我曾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与世界》哲学课程，并参与创办清华国家治理研究院，担任首任执行院长。我现在兼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和斯隆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顾问委员会委员。我希望与国内外大学的师生们分享自己的思考，共同追求真理。
我认为，大学不仅应该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而且要塑造学生的心灵，使他们具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和气度。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写了个“洞穴寓言”，描述逃出洞穴（因教育和思考获得真理）的人选择回到洞穴启发其他人。他虽然可能遭受嘲笑甚至失败，但作为一个公正的人他必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个寓言揭示了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即我们应该培育什么样的学生。我希望大学培养的都是热爱智慧、认识真理、服务社会的治国良才，而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清华代有才人出，清华精神鼓舞着一代代清华人为国奉献。令人景仰的校友灿若繁星，其中包括我视为人生楷模的两位学长：一位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他负笈麻省理工学院，携尖端科技回国，奠定中国国防科技基础；另一位是抗日英雄孙立人，他留学弗吉利亚军校， 率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威名远扬。我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将自己的学习和思考，化作为祖国富强而奋斗的行动，做出无愧于清华和时代的贡献。
资料来源：水木清华2020年第8期
